Timbuktu │ Abderrahmane
Sissako │ France │ 2014 │ 97 min (含劇情)
影片開始的時候一隻羚羊在荒漠中無聲地奔跑,約莫沒多久隨之出現的聲音,不是配樂,而是一連串的槍聲,那一刻,《Timbuktu》的影片基調已然成形:暴力的侵略者與無辜的獵物。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一片講述Timbuktu一地的生活景況,原文片名《Timbuktu》(廷巴克圖)指的即是西非馬利共和國中的一座城市名稱。那是一個曾經是回教文化重鎮的城市,但如今淪為僅5萬人口,官方語言為法語,但實際上的民族語言極為複雜的貧窮小城,到了2012年伊斯蘭激進份子占領此地後,更強行破壞了此一神聖與文化之城。
行為的暴力,語言的暴力
曾經盛開的文明消失,如同影片開場第二場戲,一排排代表著文化的木雕一一遭到射擊、摧毀一般,而不同於被獵殺的羚羊在這部影片裡首尾呼應的出現,如此清楚明白的將人(女兒Toya、放牧人Issan、綠衣男子)與羚羊的處境重疊,遭毀壞的雕像反而此後不再出現於影片中,彷彿它確確實實隨著文化的摧毀消失了。這是我因此注意到《Timbuktu》每一幅橫搖宛若風景畫,優美、靜謐的鏡頭裡藏著無處不在的暴力。
電影清晰表現了廷巴克圖人順應生活發展出的生活風俗、習慣與占領的激進份子強行推行的禁令之間落差,突顯出禁令的荒謬。然而荒謬還可以存有一絲嘲諷、訕笑在裡頭,但當城市裡修行的長者對著入侵的領袖善意勸導時,看似平和的聆聽長者的教誨,鏡頭裡卻有一把強暴的槍枝至始至終顯眼地擺放在後方,讓人無法不注意到它,從此荒謬感蕩然無存,恐懼感油然而生。
但更令我驚訝的暴力卻是語言的行使。廷巴克圖的民族語言複雜,不論是在談話、求親、審判,許多的溝通上常常需要第三者的介入,導演在電影裡也不厭其煩一再呈現溝通與翻譯的過程。當然翻譯是可以理解的,那原本就是複雜語言地區的日常,只是當導演一一完整呈現對話時,才會發現在轉譯的過程中漏失的不止是正確的意義,還甚至是對話的溫度,於是溝通失效,冷漠、誤會、憤怒產生。
那是不同語言的溝通失效,更可怕的,是《在地圖結束的地方》還要表現同一種語言的暴力。即便長者與領袖講著同一種語言,他們對伊斯蘭教義的解釋卻是天壤之別,有時更像是答非所問或扭曲歪解的文字遊戲;或者當其中一位入侵者與他的司機對話時,司機拐彎請求他放下對有夫之婦的傾慕,他則佯裝心思;乃至後來司機揭露他偷抽煙的事情,他甚至使用言語的威脅。
我在那時突然想起巴別塔的故事,覺得不止是人類因為說不同語言,無法溝通而分裂,而是語言生出來後,有一天人類本來就會用語言將一個思想分割成千千萬萬條意見。到頭來槍枝、語言只是暴行的幫兇,源頭總是人。
不可承受之輕
然而最初看完本片時,我一度認為影片被拍得太輕盈了,一來是大量俯視的全景畫面,緩慢的橫搖與不多但適時切入的音樂,讓電影美不勝收。二來是幾場關鍵戲的安排,使我忍不住質疑。
其中之一是影片中有一場沒有足球的足球賽。在這場球賽之前,曾有一顆滾落到街道被入侵者拾起,他們找到踼足球的人,並判了他鞭刑二十下,接著才是這場足球賽。這場戲令人印象深刻,不止是因為缺了足球大家還可以開心的比賽,還有影片在這裡放了最輕盈的配樂,輕盈到足以稱為夢幻,以至於讓人在這裡會心一笑。然後最要緊的是當入侵者騎著機車巡視至此時,繞了一圈找不到那顆罪證的球,只好默默離去,我想觀眾們都暗自歡呼我們的勝利。
導演在此突顯了種種禁令最荒謬的一刻,有球的時候就可以判刑,可是沒有足球的球賽又可以舉行,因為沒有球就不成立罪行,那麼罪行到底是什麼?激進份子想禁的究竟是什麼?於是回歸到信仰的解讀,而荒謬的是或許這是連執行禁令的聖戰士們都搞不清楚的事。
原先我以為導演避開了行刑的過程,是一種不忍直視的軟心腸,也可能是顧及觀眾的仁慈,所以我不以為然,總認為足球賽拍得如此夢幻,石頭刑理當相對去平衡,而不是避開。後來,聽說了拍攝原委,才知道此片工作人員承擔的風險之高,原本打算拍成紀錄片的導演據說是收集資料過程中發覺拍成紀錄片將會成為伊斯蘭激進份子獵殺他的最佳罪證,而劇情長片也已經是走在鋼索上的危險,或許那幾場判決的直視也可能成為墜落的關鍵(據說導演與工作人員不但受有保護,住處亦保密到家)。
想想導演的這個決定其實與沒有足球的足球賽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否拍了一部沒有直接看見行刑的影片,就什麼罪行都不成立?
回頭思考導演每場行刑戲後接的片段,我想是另一種方式的攻擊,去表現身為執行禁令的人直接對禁令的破壞。影片中雖然不曾傳遞禁止跳舞的命令,但既然不可以唱歌,又怎麼可能容許跳舞呢,於是抽煙與跳舞都是違背禁令的,他們卻同樣偷偷的做,然後再拒絕承認,再言語威脅。那既是突顯入侵者的特權也是再次突顯禁令違反人性的荒謬。
如此一來,逐步發覺《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精巧的布局,究竟是一部過輕的影片,還是不可承受之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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