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陳巧真｜香港｜2015｜32 min
《32+4》是陳巧真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與她的家庭。她的家庭原本居住在廣東海豐，她與母親一直到12歲才與在香港打工的父親團聚，但隨著父母離婚、母親改嫁，她在大學畢業後拿起攝影機，把鏡頭對準著自己，記錄她探尋她的父母離異、家庭破碎背後原因的過程。
陳巧真在影像使用上相當直接，不論充滿記憶與傷口的照片，又或者是她拍自己與父母的影像，但或許是把鏡頭轉向自己，很多時候拍起來仍顯得青澀及突兀。但其中卻不乏有巧思的段落，有一段她跟著父親走進大樓搭電梯時，碰巧拍到了從另一向電梯走出的繼父，透過這段意外的片段，她質問何以父母分開後仍住在同一大廈的32樓及4樓（也是片名指涉的），卻不再有任何接觸，這不僅成為她的家庭傷痕[的隱喻，更正好反映了陳巧真在這段探尋中的尷尬處境。
或許拍攝的是自己的家人，面對這些傷痕過於沉重，陳巧真選擇全程以字幕代替旁白，無聲地表達她對影片中多重影像素材進行 ，但老實說，如同影片之初她給觀眾看到的日記，影片所打出的旁白文字，全都是採取日記體，充滿著情緒與質問，那些她無法直視的、無法揭穿的，都讓她只能以最直接而自溺的文字，不斷自問自答著，而她無法以聲音表達自我，也正恰恰反映著她自身的困境， 無力以經轉化、處理後的旁白聲音來面對影像，這也讓整部影片，無法透過聲音這個不同性質媒材，與她的影像產生更多對話空間。對於觀眾來說，我們也只能跟著陳巧真的文字，一起身陷在父母交纏糾結的情感關係、與她自我無法脫離的困局中。
陳巧真在這部片面臨的情感困境，展現在她具有強烈企圖的鏡頭裡。當她拍攝者面對家人，有意識地拿著攝影機進行質問，持有攝影機成為一種權力，相當暴力的權力，它所強制性地拍下的影像，能成為無可狡辯的證據，能被不斷的重看、檢驗。 無論是面對母親或者父親，陳巧真都拿著如武器般的攝影機 ，希望能藉此打破雙方的沉默，挖掘出的「真相」，縫合在家族合照上的裂痕，不斷逼問，質疑，直到挖掘出雙方都不願面對的「真相」。
但「真相」卻不是拿起攝影機即可拍下的，更多時候，在通往「真相」的路上，真正被揭露的反而是紀錄片拍攝者，以及人自身的侷限與困境。在她質問母親的那顆沒有間斷的鏡頭裡，她要她的母親面對攝影機，逼迫她面對過去的傷痕，在那一刻，一個人赤裸而困窘的面貌在那個鏡頭被記錄下來，當攝影機極欲達到其目的，卻也以無比殘忍地的方式對待被拍攝者，直到陳巧真無法再繼續拍下去，影片最後嘎然停止，留下坐在電腦前望著這段影像的她自己。
陳巧真在那一刻意識到的，不僅紀錄片對於拍攝對象的道德界限，同時也是拍攝者身為一個人的極限。正因為她如此陷在與父母之間的情感糾結中，當她用盡全力試圖以攝影機紀錄時，她也難從情感捆綁中掙脫，作為觀眾的我們，雖然看到了她與家人真真實實的痛苦與掙扎，卻只能看到她們身陷其中，沒有解套的可能。
又如影片末段，當陳巧真看著曾被父親拿著菜刀劈砍的房門，那一道道的刀痕烙印在她心中，她將這個片段與廚房菜刀剁肉的巨大聲響剪輯在一起，這雖然是能讓觀眾感受當下暴力與受創情緒最直接的方法，但這個未經轉化的方式，卻只是讓觀眾重復體驗相同的情感、同樣的折磨。
陳巧真在影像使用上相當直接，不論充滿記憶與傷口的照片，又或者是她拍自己與父母的影像，但或許是把鏡頭轉向自己，很多時候拍起來仍顯得青澀及突兀。但其中卻不乏有巧思的段落，有一段她跟著父親走進大樓搭電梯時，碰巧拍到了從另一向電梯走出的繼父，透過這段意外的片段，她質問何以父母分開後仍住在同一大廈的32樓及4樓（也是片名指涉的），卻不再有任何接觸，這不僅成為她的家庭傷痕[的隱喻，更正好反映了陳巧真在這段探尋中的尷尬處境。
陳巧真在這部片面臨的情感困境，展現在她具有強烈企圖的鏡頭裡。當她拍攝者面對家人，有意識地拿著攝影機進行質問，持有攝影機成為一種權力，相當暴力的權力，它所強制性地拍下的影像，能成為無可狡辯的證據，能被不斷的重看、檢驗。 無論是面對母親或者父親，陳巧真都拿著如武器般的攝影機 ，希望能藉此打破雙方的沉默，挖掘出的「真相」，縫合在家族合照上的裂痕，不斷逼問，質疑，直到挖掘出雙方都不願面對的「真相」。
但「真相」卻不是拿起攝影機即可拍下的，更多時候，在通往「真相」的路上，真正被揭露的反而是紀錄片拍攝者，以及人自身的侷限與困境。在她質問母親的那顆沒有間斷的鏡頭裡，她要她的母親面對攝影機，逼迫她面對過去的傷痕，在那一刻，一個人赤裸而困窘的面貌在那個鏡頭被記錄下來，當攝影機極欲達到其目的，卻也以無比殘忍地的方式對待被拍攝者，直到陳巧真無法再繼續拍下去，影片最後嘎然停止，留下坐在電腦前望著這段影像的她自己。
又如影片末段，當陳巧真看著曾被父親拿著菜刀劈砍的房門，那一道道的刀痕烙印在她心中，她將這個片段與廚房菜刀剁肉的巨大聲響剪輯在一起，這雖然是能讓觀眾感受當下暴力與受創情緒最直接的方法，但這個未經轉化的方式，卻只是讓觀眾重復體驗相同的情感、同樣的折磨。
但影片在此刻卻也出現轉折，陳巧真拆下門板，開始用筆在那個刀痕上作畫 ，她重新以畫筆塗改，以另一種角度觀看這個傷口，給予它新的理解與面貌，仿佛影片即將出現一個能賦予傷痕全新意義的契機 ，只可惜，這個轉化所連結到的影像，卻是回到她曾以相機拍下陷入憂患鬱症的母親，彷若這個追尋的過程，非但沒辦法透過檢視傷口而獲得解套 ，反而使她陷入一個沒有終點與盡頭的深淵 ，拍攝者或觀眾都一同身陷在那無法逃脫的困境中。
探索自身的創傷，是無數創作者動念創造的契機，也是一個無法逃避的自我議題， 但當創作者只是誠實與直接地表現傷痕如何痛苦、如何真實，卻無法給予新的意義，創作者自己無法對事件有更多的想像，連帶觀眾也不會有所同感，反倒受到盡折磨（儘管有時候挑釁觀眾是一種逼迫思考的方式，但並非每個創作都適用）。
以藝術手法轉化傷痛透過的必要，並非指的是創作者必須為傷痛給出一個解答，而是藝術作為一種對話與溝通手段，創作者能否試著跳脫自身原有的位置，與其面對的事件、影像，甚至是觀眾或她自己進行對話，從中開拓各種處理傷痛的方法，思考重新面對事件的路徑，進而創造與創傷和解的可能。
以藝術手法轉化傷痛透過的必要，並非指的是創作者必須為傷痛給出一個解答，而是藝術作為一種對話與溝通手段，創作者能否試著跳脫自身原有的位置，與其面對的事件、影像，甚至是觀眾或她自己進行對話，從中開拓各種處理傷痛的方法，思考重新面對事件的路徑，進而創造與創傷和解的可能。
《32+4》並非是成熟作品，但仍展現了陳巧真的勇氣與誠實，也真切反映她當前的思索與困境，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值得給予支持（特別是在紀錄片相對貧乏的香港），從觀眾的角度也期待陳巧真能以這樣的態度持續創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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