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é-The Sound of Revolution｜Inuk Silis Høegh｜Greenland, Denmark, Norway｜2014｜73 min
關於這部音樂紀錄片，我想先從一個古老的格陵蘭神話說起。
1973年，全球首張格陵蘭語的搖滾樂專輯《Sumut》問世，專輯封面是1860年代一張經典的木版畫復刻，描繪格陵蘭古老神話中的一幕，格陵蘭的傳奇領袖Qasapi在戰鬥中擊敗了「北方來的人」（註一）頭目Uunngortoq，將其手臂割下後高舉，宣示勝利。此一意象在1970年代政治氛圍仍保守的格陵蘭社會，有著革命性的激進意涵，搭配著Sumé因努特主唱Malik Høegh原創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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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ut, 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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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sapi has just killed the Norsmen chief Uunngortoq (Woodcut from 1860 by Aron of Kangeq) |
It's impossible to be alone
If you're oppressed
Don't keep to yourself
we are here waiting
Our countries are being robbed
by our enemies
If we remain silent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位於北極圈的極地之島格陵蘭，終年冰雪覆蓋，據記載13世紀起因努特人（Inuit）便世居此地。二戰後，格陵蘭正式被劃為丹麥王國領土，近五萬名世居此地的格陵蘭人被邊緣化為失聲的族群。1964年，丹麥政府通過一個惡名昭彰的「出生地證明」法案，用以區別丹麥人與格陵蘭人，按規定，丹麥人比格陵蘭人獲得更高的薪資待遇與各種福利。學校裡只說丹麥語，上丹麥的歷史課，格陵蘭人大多必須離鄉到城市讀書、工作，歧視與壓迫使他們隱藏自己的身份和語言。紀錄片一位女性回憶起第一次看Sumé演出，她先是驚訝於這群小伙子竟敢用格陵蘭語唱歌，然後她在心中緊張的祈禱：「拜託不要搞砸，不要搞砸，你們要比所有丹麥人都優秀，才能站在這裡。」她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數格陵蘭人幽微的心聲。
七〇年代，在全球後殖民的浪潮中，從格陵蘭漁村到首都哥本哈根唸書的幾位大學生，組成了第一支以格陵蘭語創作與演唱的搖滾樂隊Sumé，他們標榜著高度政治性與激進理念的搖滾樂，以母語大聲疾呼族群不平等的社會現況、自身文化的覺醒，更進一步訴求實質的平等與自治權，深深撼動了尚在萌芽中的格陵蘭族群意識。在1973至1975年間，他們共發行了三張專輯，每一張都掀起巨大政治能量與社會話題，隨後，他們迅速解散，自此埋下日後格陵蘭文化復興與獨立自治的革命浪潮。
政治詩、鼓、搖滾樂
作為一部音樂紀錄片，《Sumé—革命之聲》沒有無趣冗長的旁白，它直接透過聲音與影像說故事，紀錄片採訪了眾多老樂迷、親友與當前活躍的政治人物，透過Sumé的政治詩與樂曲，回看七〇年代發生在格陵蘭，乃至世界各地正風起雲湧的反殖運動。影片主要聚焦在樂團的樂團的靈魂人物，兩位主要的詞曲創作者，主唱與吉他手馬利克（Malik Høegh），以及彈奏電吉他的柏爾（Per Berthelsen）。主唱馬利克擁有一張原住民的美麗面孔，雙眼炯炯有神，他繼承了因努特族說故事的音樂傳統，在當代的格陵蘭用搖滾樂作為骨肉，以隱喻與意象書寫政治詩，敲響了革命的鐘聲。
光有革命理念不足以成就Sumé的高度，這個平均年紀不到二十歲的大學生樂團，憑什麼發行不到三張專輯，便創下格陵蘭史上超過五分之一人口的購買紀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好聽，光是聽紀錄片的音樂現場，也足以令人熱血沸騰，大呼過癮，Sumé不只精通西方搖滾樂，也融合當代爵士、民謠與格陵蘭傳統鼓樂，才氣縱橫的幾位年輕人確實將歌曲唱進所有人心裡，在格陵蘭從漁夫、政客到總理，沒有人不為Sumé瘋狂。他們的歌聲在眾人家中唱機裡，在街市巷尾，在抗議廣場中現身。即便是交通極為不便的地形條件下，Sumé堅持透過各種交通工具到家鄉各地巡迴演出：飛機、火車、汽車、木舟、飛艇甚至軍艦。演唱的舞台有時是原野，有時候是壯闊的峽灣前，而觀眾在草地上手舞足蹈。如今回頭看當年第一張專輯，那個殺了北歐人的格陵蘭神話圖像彷若預示，Sumé成為一個現代的神話，在人們的回憶中生根茁壯，曾經有一群年輕人，用歌謠改寫了歷史。
格陵蘭庶民史：影像檔案與家庭電影
回到紀錄片《Sumé—革命之聲》，這部由格陵蘭、挪威、丹麥多國合資的紀錄片，除了標榜是格陵蘭第一部入圍國際影展的影像作品。格陵蘭導演Inuk Silis Høegh以明快的節奏和精準的聲像敘事，影像形式雖無驚人表現，卻不乏味，也不流於一般電視紀錄片的狹隘與匠氣，保有紀錄影像自身的素樸與詩意。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重新運用大量1950到1970年代的歷史檔案與家庭影像，成為本部紀錄片最為生動而富影像趣味的關鍵。
訪談中（註二）導演提及，七〇年代格陵蘭沒有地方電視臺或影像工作者，連當年紅遍格陵蘭的Sumé照片都寥寥可數。後來，他們無意間發現製片Emile Peronard的祖父在七零年代前往格陵蘭的旅程中，拍攝的少數8厘米影像素材，影片中的人、房屋、街道，生活的氣息，給予了導演更多靈感，劇組開始用盡各種方法蒐羅影像檔案，包括丹麥國家影像資料庫、國外拍攝劇組，同時對外募集更多深藏在地下室與閣樓的珍貴8厘米家庭影像。從國家宣傳短片的意義翻轉，到質地粗糙，飽含生活感的8厘米無聲家庭電影，這些多元的影像素材見證了格陵蘭的早年生活景象。透過影像拼貼與集體記憶再現，與Sumé的搖滾樂曲、政治詩歌合拍為另類的影像敘事，重現另一種格陵蘭的庶民影像史。
影片裡也包含一段採訪檔案，採訪者以丹麥語詢問格陵蘭少年男女未來想做的職業。
影片另一個有趣的視覺語言，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紅色音箱。靜靜佇立在碎裂的冰河一角的紅音箱，成為一個鮮明強烈的視覺與聽覺的符號。Sumé的音樂亦隨著紅色音箱四處播送，從房間，客廳，公園，街道，漁人的船隻，一直唱到荒原的冰原上，象徵性地穿越了時間與空間，提醒不同世代的人們，革命之聲曾經響亮在這片冰原大陸上。不過，美好的事物並不長久，1975年，聲勢正好的Sumé發行了第三張專輯後，隨著政治議題熱度不斷上升，獨立自治的呼聲越加高漲，柏爾因理念不合而離去，Sumé從此解散，他們始終沒有機會走得更遠。四年後，1979年格陵蘭終於成功獲得自治權，有了獨立的內政、議會與總理，Sumé團員各奔東西，各有不同的際遇。但所有格陵蘭人都記得，曾有一支年輕的樂隊Sumé，他們用歌聲帶著所有人，走到更遠的地方。
我們真的改變了嗎？
影片的尾聲，邁入晚年的馬利克，在鏡頭前眼神依舊炯炯有光，他敘說當初他做這些歌，只是單純想反映他所看見的景象，透過音樂為格陵蘭人發聲。他說：「今天看來，我們的情況並沒有真的改善，至少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殖民的痕跡依舊無所不在。」Sumé與眾人沒料想到的是，即便格陵蘭邁向獨立之路，歌詞今日聽來仍未過時，他們的下一代仍然面臨同樣的情況與處境，複雜難解的新社會，還有很多問題仍待解決。導演並未留下美好而充滿光明與希望的結局，透過片中人物輕盈卻無比沈重的提問，揭示了這個全世界後殖民時期的真相與難題。觀影過程中，也總讓人無可避免想起台灣的原住民處境，當政府成立了族語小學，身分證通過登記族名，各式各樣的官方資源與補助相繼出籠，但是他們的生活真的好轉了嗎？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真正受到善待了嗎？不管是格陵蘭、台灣或是更多不被關注的社會角落，我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光有革命理念不足以成就Sumé的高度，這個平均年紀不到二十歲的大學生樂團，憑什麼發行不到三張專輯，便創下格陵蘭史上超過五分之一人口的購買紀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好聽，光是聽紀錄片的音樂現場，也足以令人熱血沸騰，大呼過癮，Sumé不只精通西方搖滾樂，也融合當代爵士、民謠與格陵蘭傳統鼓樂，才氣縱橫的幾位年輕人確實將歌曲唱進所有人心裡，在格陵蘭從漁夫、政客到總理，沒有人不為Sumé瘋狂。他們的歌聲在眾人家中唱機裡，在街市巷尾，在抗議廣場中現身。即便是交通極為不便的地形條件下，Sumé堅持透過各種交通工具到家鄉各地巡迴演出：飛機、火車、汽車、木舟、飛艇甚至軍艦。演唱的舞台有時是原野，有時候是壯闊的峽灣前，而觀眾在草地上手舞足蹈。如今回頭看當年第一張專輯，那個殺了北歐人的格陵蘭神話圖像彷若預示，Sumé成為一個現代的神話，在人們的回憶中生根茁壯，曾經有一群年輕人，用歌謠改寫了歷史。
格陵蘭庶民史：影像檔案與家庭電影
回到紀錄片《Sumé—革命之聲》，這部由格陵蘭、挪威、丹麥多國合資的紀錄片，除了標榜是格陵蘭第一部入圍國際影展的影像作品。格陵蘭導演Inuk Silis Høegh以明快的節奏和精準的聲像敘事，影像形式雖無驚人表現，卻不乏味，也不流於一般電視紀錄片的狹隘與匠氣，保有紀錄影像自身的素樸與詩意。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重新運用大量1950到1970年代的歷史檔案與家庭影像，成為本部紀錄片最為生動而富影像趣味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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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〇年代格陵蘭漁業加工廠的檔案景象，成為Sumé樂曲的背景。 |
影片裡也包含一段採訪檔案，採訪者以丹麥語詢問格陵蘭少年男女未來想做的職業。
紅色音箱：流浪的革命聲響
影片另一個有趣的視覺語言，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紅色音箱。靜靜佇立在碎裂的冰河一角的紅音箱，成為一個鮮明強烈的視覺與聽覺的符號。Sumé的音樂亦隨著紅色音箱四處播送，從房間，客廳，公園，街道，漁人的船隻，一直唱到荒原的冰原上，象徵性地穿越了時間與空間，提醒不同世代的人們，革命之聲曾經響亮在這片冰原大陸上。不過，美好的事物並不長久，1975年，聲勢正好的Sumé發行了第三張專輯後，隨著政治議題熱度不斷上升，獨立自治的呼聲越加高漲，柏爾因理念不合而離去，Sumé從此解散，他們始終沒有機會走得更遠。四年後，1979年格陵蘭終於成功獲得自治權，有了獨立的內政、議會與總理，Sumé團員各奔東西，各有不同的際遇。但所有格陵蘭人都記得，曾有一支年輕的樂隊Sumé，他們用歌聲帶著所有人，走到更遠的地方。
我們真的改變了嗎？
影片的尾聲，邁入晚年的馬利克，在鏡頭前眼神依舊炯炯有光，他敘說當初他做這些歌，只是單純想反映他所看見的景象，透過音樂為格陵蘭人發聲。他說：「今天看來，我們的情況並沒有真的改善，至少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殖民的痕跡依舊無所不在。」Sumé與眾人沒料想到的是，即便格陵蘭邁向獨立之路，歌詞今日聽來仍未過時，他們的下一代仍然面臨同樣的情況與處境，複雜難解的新社會，還有很多問題仍待解決。導演並未留下美好而充滿光明與希望的結局，透過片中人物輕盈卻無比沈重的提問，揭示了這個全世界後殖民時期的真相與難題。觀影過程中，也總讓人無可避免想起台灣的原住民處境，當政府成立了族語小學，身分證通過登記族名，各式各樣的官方資源與補助相繼出籠，但是他們的生活真的好轉了嗎？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真正受到善待了嗎？不管是格陵蘭、台灣或是更多不被關注的社會角落，我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資料】
◎ 註一：原文Norseman，意指北方來的人，是11世紀在斯堪地那維也半島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部族，屬於北日耳曼語的一支，於15世紀後消失。文中主要是指古挪威人。Sumé and the Greenlandification of Popular Music
◎ 註二：導演訪談Filmmakers and Their Global Lens: Inuk Silis Høegh
◎ 註三：關於格陵蘭音樂，可參考此篇The Music in Greenland and Greenland in the music
【影片放映與相關資訊】
請至2015《第一屆當代敘事影展》 邊界．世界
2015/11/20-29｜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有雷！慎入] MARVEL內戰](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huIr89tvwpYThYOmeoC9Bj6TlDeXuLcZytkeXvDiUV-mNFWKLvre8wUqOIL9-QQSBnSqVukJ-oZKz54I9lIbSNV-CnYLhrtn24P471BK8BSR9FdojlUShewpJMKx3IPYKO8N6eMKk2/s72-c/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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