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為「人」的儀式——《索爾之子》

  Saul fia|   László Nemes |Hungary|2015|107 min  I. 臉 「匈牙利語是高貴的語言。」 片中一幕,索爾跪在河岸沙地,頭顱被長槍指著,挺立於他面前的德國軍官,用緩慢優雅,帶嘲諷的口吻說道。一句簡單的台詞,...

 
Saul fia| László Nemes|Hungary|2015|107 min 

I. 臉

「匈牙利語是高貴的語言。」

片中一幕,索爾跪在河岸沙地,頭顱被長槍指著,挺立於他面前的德國軍官,用緩慢優雅,帶嘲諷的口吻說道。一句簡單的台詞,道出了糾纏匈牙利二戰以來,矛盾複雜且糾纏不清的歷史傷痕與族群記憶。

2015年六月,《索爾之子》在匈牙利上映。同年,匈牙利政府舉行了猶太人大屠殺70週年紀念儀式,紀念在二戰中被犧牲的猶太難民,前一年政府曾矗立二戰紀念碑,因抗議行動而遭撤離,二戰時期匈牙利政府與納粹德國相互結盟、協助種族清洗的黑暗歷史,再度引發爭議,許多猶太團體發動抗議,要求政府道歉並釐清歷史真相。歷史記錄上,1938年,匈牙利政府成立反猶太法,1941匈牙利正式加入軸心國,1944年德國佔領匈牙利,當權的法西斯政府箭十字軍(The Arrow Cross)與納粹同謀,展開一連串匈牙利籍猶太人的大屠殺。


Members of the Arrow Cross arresting Jews, October 1944

Photo Credits:2011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從1944年五月中至七月,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將近43萬名匈牙利籍猶太人被送往通向奧許維茲(Auschwitz)的死亡列車。1945年戰爭結束之際,約有56萬8千名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喪生。對仍存活的猶太人而言,匈牙利的戰爭歷史不是一連串的亡者數字,而是一頁難以化解的記憶傷痕,等待被重新思考、論述與釐清。匈牙利是加害者,抑或是被害者?恐怕不是能夠清楚二分的責任歸屬;而電影中試圖描繪、再現的那群當年在集中營協助勞動、清理,以及將眾多猶太同胞推入毒氣室的特遣工作隊「守密者」,究竟是幫兇或是受害人?在那些被時間所模糊,眾多的面孔底下,隱藏了什麼?訴說了什麼?或者,「不說」什麼?

在往下深入談論這部納粹大屠殺的劇情電影之前,以這句台詞作為引子,我試著重新勾勒這個故事的歷史背景。這不是一句短短的「匈牙利語是高貴的語言」可以說完,而「真相」也從不是單一的敘事。這世紀以來,在這些數以百計以大屠殺為主題的電影作品中,匈牙利的導演與編劇László Nemes的《索爾之子》有何不同?

他呈現了一張臉。
從這張臉開始,他試著重新觀看自身的命運與歷史。


II. 跟隨者


電影的開場,一片模糊的淺焦鏡頭,我們隱約知道那是戶外,索爾從遠處走來,直到近處才終於看清了他的臉,那是一張沒有表情的臉,沈默如死灰。鏡頭隨他轉向領著一隊猶太人步入深幽的集中營內,觀眾成為一個亦步亦趨的跟隨者,跟隨索爾的背影,以及他夾克上那大大的X工作隊記號,一路見證集中營內活生生的靈薄獄上演。故事主線以猶太特遣「工作隊」之一成員索爾作為主要行動者,在1944年奧許維茲集中營裡,沒有生還者,唯有死者,以及如索爾的活死人。某次例行的清理屍體過程中,索爾意外發現未死的男孩,隨之展開一趟安葬亡者的儀式之旅。


《索爾之子》全片刻意使用大量的淺焦鏡頭,看不清,又隱約可見,手持攝影機緊緊跟隨索爾,他的身影框限在4:3,極具壓迫感的景框中,除了近景,我們無法清晰看見他周遭發生的事物,這種宛如眼角餘光的視線流動貫穿全片。而視線的隱晦與模糊,讓觀眾注意力轉向集中於交疊起落的聲響:德語、匈牙利語、意第緒語混雜交織的咒罵與低語,洗刷聲、哭喊聲、敲打聲,所有的聲音混融一體,如爆裂的流彈此起彼落。影像與聲音的完美配合,交織出這一幅地獄的浮世繪,地獄深處並非悄然無聲,如同地板上永遠洗刷不乾淨的血水,永遠來不及燒燬的肉身,殺戮在牆與牆之間,如回音一般無限迴盪、循環、自我繁殖。

在這裡,我想問的是,導演刻意使用了一種高度形式化,極具張力的影像敘事方式,先不論此種張力是否從頭到尾維持一貫:為什麼導演使用了這樣的運鏡與焦距?帶來什麼樣的效果與隱喻?

首先,這種「跟隨者」的視角與運動,使觀眾被置於行動者索爾之後,距離約一步之遙,緊緊跟隨著,行動者引領我們「去看見」正在發生的事件與情景。背影占了多數時間,我們較少能正面凝視索爾的臉,更別說得知他的內心狀態。語言在此是被噤聲的,索爾沙啞吐露的隻字片語也極為有限。因此,觀眾無法得知更多資訊,僅能被動地從具體行動中,逐漸釐清他的意圖與猜測接下來的行動。從始而終,觀眾與索爾保持相當遙遠的距離,無法同理,也無法得知其內在狀態,我們只能「見證」他的行動,當他走火入魔一般,不惜犧牲生命,要為這位未曾謀面的「兒子」尋找猶太祭師拉比舉行安葬儀式,觀眾與他的距離開始越來越遠,越是試圖理解其情感動力,越不可得。

事實上,導演如此設定,便是確保觀眾永遠不可能同理索爾,某種程度來說,沒有人可能理解他人的苦難,頂多只是把他者的苦難投射為己有,但當歷史走入瘋狂與頹圮,又有誰能真的同理他人的處境?


回頭繼續談運鏡的使用,開場不久,索爾聽見毒氣室男孩的呼吸聲,蒙著面罩的他轉過頭來,驚異地望著,那是一個正面的鏡頭,我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點有別於先前的東西,有某種微弱的光線穿透他的瞳孔,我傾向詮釋索爾彷彿見證神蹟,在那一刻,兩者的生命有短暫的交會,儘管男孩的生命很快消逝,但從這個起點,宛如活屍的索爾繼承了男孩的生命力,積極的行動起來。此後,開始越加頻繁出現索爾的正面鏡頭,由於上述背影的視角占了大多數時間,我們自然會特別注意切換正面的時刻,隱約地,正面的鏡頭似乎暗示著索爾展現主動性的那一面。



而模糊的淺焦視野,則是確保我們不可能清晰地「看見」。這就關乎於導演如何「再現」真實,如片中取自真實事件的一幕,工作隊冒著生命危險拍下集中營照片,試圖把真相以檔案的確切形式,留給後人。過去,以極度寫實、清晰手法去重現殘酷血腥的大屠殺歷史電影也不在少數。然而,László選擇了模糊化的寫實,他並未美化或修飾,整部片視覺場景仍是盡可能逼近現實中的現實,光是聲音就足以讓你置身地獄,然而這個模糊的美學處理,讓我們多了一些思考的空間。

像是,我們終究不可能再現那樣不可想像與衡量的恐怖現實;或是,模糊是索爾或任何一個人在那樣的恐怖情境中,投射的主觀化視線,以自身的麻木抵抗現實的殘忍。又,模糊本身帶給人一種不可接觸的距離,你似乎離得很近,但你永遠不能「得到它」,如同將苦難定格的相機底片,因為苦難是不可能被測量與清晰呈現的。

至於,攝影機的運動,帶來了一種壓迫又極富張力的節奏感與速度,也成為推動劇情的內在動力。只是這張力過於強烈且為時過長,圍繞著不斷發生的事件與情節,若沒有適當的轉換,中段便開始容易感到疲乏。於此,我倒是想起另一名導演,便是本片導演曾作為團隊成員,協助過的匈牙利貝拉塔爾(Béla Tarr),他2011年的作品《都靈之馬》中,將外在的世界景觀與人類內在精神面貌完美融合的神作。

我認為,《索爾之子》或許仍然過於寫實了,雖然有人或許認為索爾為子安葬的一連串行動才是超現實,但這仍是奠基於「描述現實場景的寫實性」與「內在追尋的抽象性」兩者間沒有達到平衡。假設,《索爾之子》中段捨棄一些描述性的劇情事件,換成較為抽象、隱晦,看似無事發生的場景,進一步「模糊」現實與內在的界線,如同《都靈之馬》那樣內與外的象徵完美結合,相互指涉,呈現索爾的內在精神狀態而非與現實周旋,或許能將觀眾帶到另一個幽黯鬼魅之境界,分不清虛實,但兩者皆為地獄。



III. 父與子的象徵儀式

而本片最關鍵性的議題,應該是:「為什麼將安葬兒子當作敘事核心?」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索爾的行動與動機?為什麼在這個納粹集中營的故事中,不是逃脫——如故事的另外一支軸線,很顯然導演刻意並置,突顯索爾個人選擇的重要性——而是將死去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兒子,為他舉行安葬儀式,即使斷送性命也在所不惜。這究竟該解讀為執迷、瘋狂、贖罪亦或是某種精神儀式?

這個象徵意義上的父與子,有著共通的結構位置,他們都是生與死邊界上遊走的異類,意義上而言,他們既非生者,也非亡魂。索爾是協助葬送猶太人的地獄差使,肉體上仍活著,但精神上的他早已死去。孩子應死卻未死的人,出於某種神蹟或生命力,他短暫地從毒氣室存活下來,儘管他的存在只剩沒有生命的肉體為代表,卻讓索爾見證了希望。當索爾不積極配合逃脫行動而遭到隊友指責時,他說:「我們早就已經死了。」早已失去生存意志的索爾,尋求的並非苟活,而是葬禮儀式(象徵)的完成。

葬禮,是為一個人的死亡所進行的儀式, 生與死是一體兩面,通常葬禮並不只是宣告「此人已死亡」,也包含對於「人」與「生命」的想像和實踐。猶太教的「安葬」必須有猶太祭師拉比念誦 Kaddish,下土安葬,才算是完成了生命最後一道儀式。舉例而言,我們(漢人)常會說,即使生前命運坎坷,也希望臨終能一路好走——這個「好走」即包含了對死亡的想像,遠遠超乎了肉體的消逝,而是認為唯有被實踐的「好的死亡」能夠帶給一個人最後的平安和幸福,人的生命得以完整。回到電影,沒有孩子,親眼葬送了無數同胞生命的索爾,透過在精神上指認這個匈牙利男孩為兒子,建立起精神意義上的父子關係,索爾先是成為人父,與他者的生命再次有所聯結,並獲得安葬兒子的責任與義務。

由此,索爾下葬孩子的願望成為整個故事看似超乎常理的懸念與推動力,然而這並非血緣意義上的父子之愛,而是更接近宗教、精神上的「人」的完成與超渡儀式(從生者跨向死亡)。在這裡,父子親屬關係不是由血緣繼嗣建立,而是來自象徵。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擴大象徵意義,安葬孩子,如安葬所有不幸逝去的靈魂;安葬孩子,也如同安葬索爾自己。


電影中第一顆鏡頭,索爾從遠處走入視線,最後一幕,索爾沒找到拉比,失去了孩子,他絕望地在小屋中坐著,抬頭看見意外闖入的波蘭男孩,鏡頭照著他的正臉,他笑了——隨後德軍到來,鏡頭隨男孩奔跑的腳步遠離,緩緩移向遠方的森林與山脈。最後一幕兩個男孩的接連現身,從隨水流飄走的猶太男孩,接著在森林裡出現的波蘭男孩,延續了「生命」的象徵意涵,這裡指的生命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生」,而是象徵上,更寬廣的,生生不息。

因為這場不可能的葬禮的追尋,索爾從死亡邊緣的幽靈,重新成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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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第一節歷史背景的資料來源,主要來自以下兩篇新聞,以及The Holocaust Explained 檔案。

1. London Jewish Cultural Centre: The Holocaust Explained. Case study: Hungary

2. Controversial monument divides Hungarians, angers Jewish community  (EurActive Network)


3. 蕭伶伃,2015.5.6《在加害與受害間:匈牙利這張模糊的臉》 (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506/60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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